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讲堂集锦

【黄浦江源大讲堂第14讲】张文喜:治国理由的几个重要问题

发布时间:2015-12-11 点击次数:316


人物名片: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理事、认识论分会秘书长,厦门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兼职教授。2004年入选新世纪浙江省151人才培养人员。

  出版专著《自我的建构与解构》、《自我及其他者》、《颠覆形而上学——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论》、《马克思论“大写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治国理由的几个重要问题

  从国家治理角度上看,治国理由有自然的理由和国家的理由之分。自然的理由是仅限于例如安全、公共利益以及保护人们免受自然侵害等动机。如埃博拉病毒的应对,大规模民众聚集地安全机制的建立,都属于自然理由。国家理由是以国家理性为依据的治国理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说,治国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民的自然需要,而是为了引导人民努力美好生活。

  如何治理国家,是当前社会热议的话题,不管是学界、政界、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如何治理好我们这个国家,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治理国家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这个话题呢,以前我觉的可能由有政府治理经验或地方治理经验的人来谈,会比较适合,但转念一想,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国家的普通公民,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以前是做政治哲学研究,我发现这个话题其实包含了我们哲学界一直以来忽视的话题——治理。很多人认为治理国家是属于管理学,政治学或是法学范畴,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从哲学角度探讨治理国家这一话题的起源,可以做出基于理性的思考。从柏拉图开始,到孔子、黑格尔、老子,再到我们今天的专家学者,他们谈论的话题,在我看来还是有一根线一头系着治理国家。最近我正好写了一篇文章,我想从哲学的视角跟在座各位做简单的交流。

  从治理形式的连续性上看,关于治理就存在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样两条线。一方面,每一个希望把国家治理好的人,首先要学会如何治理自己,然后在更高层次上学会如何治理自己的财富,如何治理家庭,如何治理学问,最后,有些人本事很大,他能够成为一个成功治理国家的人,这是一条上行线。当一个国家治理良好的时候,教师就知道如何呵护学生,家长就知道如何照料自己的孩子,如何打理他的财富,经营他的事业,依此类推,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也将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是一条下行线。

今天很多问题

与国家治理有关

  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是时下公认的热门话题。大家对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感到特别高兴,这是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其实就是国家治理问题。

  比方说,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北京。首都是怎样治理的?这么大的城市好不好治理?北京够不够得上好的首都的称号?依我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又不是。

  首先,北京作为首都,从城市规划设计上看,符合几何学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具备圆的城市形式,符合人们寄予的美学想象和政治中心的象征。但是确定这么一个中心对于城市治理来说毫无意义。北京处在中国的北方,在地图上就是鸡脖子那里,势必不能实现其作为首都的所有功能,导致了它公共性很微弱。其次,作为首都,北京应该既具有自然美也应该有人文的美,以园林为例,在治理好的前提下,北京的园林,应该是一种地理和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和民风醇厚协调一致,但现在北京的园林人工味太强了,使得园林不能承担其应有的良善的道德教化含义以及政治含义。第三,首都必须是大学集聚之地,或有充分的理由成为学术中心,必须生产出科学和真理传播到国家的其他地方,现在北京有近百所高校,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人才,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是合格的。第四,首都当然不能太拥挤,由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对城市治理没有丰富经验,现在北京挤作一团,所以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为国家未来发展和发挥新的行政功能腾出空间。第五,首都应该尽可能避免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但是APEC 蓝让我们体会到,目前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干预可能改变空气温度、湿度。坦率地说,我认为,从安全、领土、人口等治理细节看,北京这颗祖国的心脏血液流通不畅。对于国家发展来说,这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治理问题。

  老子曾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大家可以看到,治理一个国家真不能做到像做菜那么容易。美食佳肴只是关系人的身体机能,但治理国家,不仅关系到人,更是关系到政治,所以我非常赞同,国家治理体系里的调控理念,通常认为,国家是很抽象的,停留在思想层次。是很难把握的,但是如果把国家和治理联系起来,国家是需要调控的。那么理性的调控不像我们去做菜,做菜存在着地域和个人口味的差异,仅关系到家庭范畴的问题。国家治理包罗万象,说到底我们说治理国家不像做菜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如果我必须在这里回答什么是政治?那我会说“政治是国家施行的一切措施”。英国学者罗杰·斯克鲁顿在他的《政治思想辞典》中说,“政治”指与“政府”相关的活动。政治和政府的活动是画等号的。

  那么什么是治理呢?治理这个词既可以有政治的涵义,也可以没有。比方说,一个医生为一位病人制定食谱,或者病人给自己制定护理措施,这叫治理。治理还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命令和主从关系。在这些情况下治理是没有政治涵义的。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词条,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把家政学引入到对国家的治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人口多了以后,就面临很多治理问题。“对国家的居民,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财产和行为实施监视和控制”,实际上就是在建立专制君主国家行政治理的宏大机构的构成中形成的。

治国是为了引导人民

努力实现美好生活

  执政不就是治国理政嘛,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60多年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取得了卓越成绩。为什么还需要寻找治国的理由呢?

  毫无疑问,政治本来不是课堂发言,人们在谈论的时候,好像政治并没有一个基本意义,不存在什么“专业技艺”。实际上并非如此,政治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从人类有文明出现以来,人们就在追问,究竟谁真正有权治理人,治理经济,甚至治理人们生活细节。谁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又是谁赋予的?运用这个权力的人需要什么资格?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的就是治理、治理者进行治理以及治理到什么程度、被治理者接受治理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接受治理理由的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就十分讲究政治技艺,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句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寄予了中共治国理由中对国家的执政动机,即国家永远存在和维护世界人民的永远团结。这样的治国理由,是理性或所谓大写的理性。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内涵。在我们政治学当中,也叫民族神话或国际神话。当然,今天我们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治国理由了。

  从国家治理角度上看,治国理由有自然的理由和国家的理由之分。治国理由是指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治理的理由。自然的理由是仅限于例如安全、公共利益以及保护人们免受自然侵害等动机。比如,埃博拉病毒的应对,对大规模民众聚集地安全机制的建立,都属于自然理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说,治国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民的自然需要,而是为了引导人民努力美好生活。

提出治国理由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依据官方的政治哲学,我们原本习惯地认为,马克思讲政治讲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讲阶级斗争、敌人和朋友的划分,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不是关于社会治安或高速公路管理之类的公共事务。

  提出治国理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首先是由于马克思看到的事情,是历史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两次具有影响力的阶级对抗活动。在学术界看来,从国家权力和知识两个方面,马克思讲的都是一种统治的概念。治理不是统治,我们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了解和解决国强民富的根本问题。

  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治国理由的思考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西方治理史上,从18世纪以来,把国家的富有作为自己的目标,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事情。它把人口和生活必需品的增长作为自己目标。

  要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第二个原因是,马克思说“到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也将消亡”。大家觉得不能理解,一般来说人类消亡,国家自然消亡,可马克思为什么说到了共产主义,国家会消亡呢?这就要辩证看待马克思这一观点,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最重要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国家的消亡意味着国家的部分功能被归入治理领域,国家更多的是承担公共管理责任;二是,国家的消亡等于政治功能应当在人民控制下存在;这或许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就是让那种官僚制度消亡,让公共事务协商成为习惯。

  马克思发现在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曾经出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所有一切都是公共的:土地归公社所有,每个人只有作为公社的社员才能成为所有者;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政府能够很稳定地被社会所接受,因为“政府的权力只不过是封建法律的征税权。”根据马克思所说 “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根据马克思的描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国家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建设和调整灌溉系统,由此产生强大的中央集权。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国家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顺应社会需要所诞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也体现出东方世界的治理模式与欧洲世界的区别,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国家普遍具有专制主义特色。所以说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论断是从高处着眼,不大切合目前中国实际,因此提出治国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

 

精彩互动 》》》

  问:您一直都说国家主导,的确现在谈管理的多,谈治理的少,我想请您谈一谈管理和治理的区别。

  答:我们刚才讲到了管理和治理,我并没有作太多的区分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话题。管理和治理,这两个词里面包含了怎样的一种意志性呢?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讲,我觉得管理,着重的是“管”,“管”意味着是强化国家政权的这种政治化的功能。这个“管”,其实就是管理,是管制,对今天的时代条件来讲,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更多地讲“治理”,那“治理”和“管理”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治理”跟“统治”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治理”着重点在于做事要跟你商量,要让你同意,治理的时候你接受不接受,要商量的,这更加符合21世纪的民主政治,所以管理和治理在我看来存在这样的维度上的差异。
网站首页 讲堂简介 讲堂预告 讲堂集锦 精彩视频 讲堂新闻
Copyright © 2014 版权所有:黄浦江源大讲堂. All Rights Reserved
网页设计贝原科技